2015年，广州美博会开幕，部分整容受害者在门口展示着自己的不幸遭遇，情绪激动。这些“毁容者”从全国各地赶来，希望此举能引起路人的关注。

如今，越来越多的求美者发现，原来受害的不仅仅是自己，她们决定联合起来。赴韩整形风险信息公开的缺失，使得管理混乱带来的伤害频频发生。有媒体报道，韩国整形业内的医生大约有10万，但其中具备相关资质的不过2000人左右，仅2%。

一个名为“北京天安公益基金”的负责人声称，将发起设立“医疗美容失败救助公益专项基金”，希望赴韩整容失败者都来过来基金启动仪式，并会给她们提供修复的援助，结果几十名受害者来到北京后发现，她们并没有得到援助。受害者怀疑基金会只是利用她们的身份给自己的基金宣传，一怒之下，向负责人讨说法。

国内维权无门，更多受害者选择远赴韩国，找曾经为自己做手术的医院进行维权。然而赴韩整容失败的维权者，至今少有维权成功的案例。有人因为跨国的尴尬而失败，有人因为投诉无门最终放弃，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因为不服气，始终在坚持着，她们中不少人还是背着家人远赴韩国维权。

韩国江南区的一家民宿，这里每天接待的顾客大多为赴韩整容的中国人。目前专门为中国赴韩整容者提供的民宿也越来越多。有人为了求美，有人为了维权，求美者期待着重生，维权者希冀着胜利，所以屋子里总是弥漫着有悲有喜的气氛。

王建荣在明洞步行街举着横幅诉说自己的经历，在韩国，一个人的示威是合法的。

周君在韩国的整容医院做了双颚手术后出现了牙齿错位，至今不能正常饮食。在韩国明洞，她举起横幅向路人展示自己的经历。由于无多次跟医院协商无果，周君只能够用各种“中国式维权”的方法引起医院重视。然而，这样的方式，也常常令她们陷入麻烦。

周君在给她做手术的医院门口举横幅抗议，此举让医院的工作人员感到异常紧张。最后，她跟工作人员发生了摩擦，随之被警察带走。

得知周君的遭遇后，多名整容失败的中国人来到医院，希望就周君的纠纷进行谈判。不过医院拒绝谈判，最终工作人员以妨碍正常营业之名报了警。

由于和医院的谈判纠纷，多名维权者被带到警局进行调查。不懂当地的法律法规，导致很多中国的维权者经常吃亏。但她们除了“中国式维权”，也很难有更好的办法。

在韩国的一家商店里，陈怡丽想到大伙儿毁容的遭遇，突然情绪失控哭了起来。她说，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这样。

维权者所受的委屈不仅是心理层面，宓圆圆称，在韩国维权的过程中，她曾遭到威胁、殴打、污言秽语羞辱、被泼方便面……她跑到警局，却投拆无门。让宓圆圆更受打击的是她一去不复还的容颜，她经常情绪不稳定埋头痛哭，觉得自己对不起她的孩子和母亲。

很多受害者难以获得家属的理解，只能依靠“战友”们抱团取暖，互相鼓励。

在异国维权的过程里，难免碰到各种摩擦，她们群体的微信群里，也因为猜忌发生了矛盾。靳魏坤与宓圆圆都曾因为受到别人的怀疑而争吵不休。

橙子在韩国终于跟医院达成协议，获得20万元手术费的赔偿用。她找到韩国更好的医生进行修复咨询，因为经过失败的教训，这次她半信半疑，说自己有更好的方案也不敢做手术了。橙子算是维权中的幸运者，更多维权者在韩国遭遇的是漠视与无果。

家住香港的王建荣经常各地奔走维权，这让她没办法好好照顾女儿的生活。每次外出，王姐只能把女儿嘉嘉托付给朋友，有时她会觉得很对不起嘉嘉。

大部分的受害者的生活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，如今没有收入的王建荣只能够变卖房产来维持香港高消费的生活。整容医疗事故已经给她带来了两百万的损失。女儿嘉嘉今年给她定了一个目标，希望她重新振作再找一份工作，她把这张纸放在家门口鼓励自己。

陈怡丽跟薇薇来到首尔奉恩寺祈福，希望一切顺利。

薇薇自从整容失败后就不喜欢出入公众场所，在前往首尔塔的缆车上，她低下了头。很多整容失败的女生在出事后，都选择淡出自己的社交圈。

看着镜中的自己，薇薇想起了自己整容失败的经历。这也许是她最后一次来韩国维权，这一次她向家人隐瞒了自己来韩国的事情，像赌博一样希望拿回自己的手术和修复费用。

维权的日子里，薇薇经常情绪不稳定，常常无故地痛哭起来，同是受害者的菲菲来到她的房间给她安慰和鼓励。

多日无果的谈判让薇薇觉得十分疲惫，回公寓的出租车上，她睡着了。

薇薇在韩国的民宿跟朋友沟通维权进度，这天她跟电话里的另一名维权者一样一无所获。时间一天天地过，她们的签证时间即将到期，如果这次再无功而返，将是对她们的时间、耐性和金钱的又一次消耗。

夜幕下，狎区亭“整容一条街”的名牌让人眼花缭乱。江南区有300多家整容医院，占了首尔市整容医院的三分之二，为了服务中国市场，很多医院的牌子换上了中文。对于整容失败的维权者来说，她们也曾心怀憧憬来到这里，然而梦碎的那一刻，注定了她们踏上了另一条无法回头的深渊。